你说实盘配资网站，一个人的命，跟一个地方的命，是不是一回事儿？
有时候我觉得，真就是一回事儿。六十年前，你要是问一个亚洲人，哪儿的日子好过？他八成会指指菲律宾的马尼拉。那时候，那地儿可是被叫做“东方小纽约”的，人均GDP甩了我们广东好几条街。那会儿的广东呢？泥腿子，土坷垃，大伙儿还在琢磨下一顿饭在哪儿。
谁能想到，一个甲子过去，天翻地覆。
这事儿啊，越琢磨越像个黑色幽默剧。就像俩同班同学，一个原来是班里的富二代，穿金戴银，老师都高看一眼；另一个是农村来的穷小子，闷头读书，不言不语。几十年后同学聚会，你猜怎么着？穷小子开着豪车，成了知名企业家，谈笑风生；那富二代呢，家道中落，缩在角落里，聊的都是当年的风光和现在的牢骚。
这中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富二代变笨了，还是穷小子突然开了窍？
都不是。
说白了，一个地方的兴衰，就看它到底是想“做蛋糕”，还是只想“分蛋糕”。
咱们先聊聊那位“富二代”同学，菲律宾。
六十年前，他家底子厚啊。地理位置优越，资源也不差，人口跟广东差不多，还继承了美国人留下的一套体系，底子看着是真不错。马尼拉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，怎么看都是要起飞的样儿。
然后，来了个狠人，马科斯。
这哥们儿一上台，就把国家当成了自家的提款机。你不是想搞项目吗？行，先给我一成回扣。外资不是想进来投资吗？可以，好处得到位。他和他老婆，把“分蛋糕”这门手艺，玩到了极致。他们不是在治理国家，他们是在变现国家。国库的钱，是他们家的；国家的资源，是他们家的；甚至连国家的未来，都成了他们家瑞士银行账户里的一串数字。
有意思的是什么？当一个地方的头头，最大的本事不是带着大家把蛋糕做大，而是研究怎么切蛋糕能让自己分得最多时，会发生什么？
很简单，往滚油里浇凉水——炸了！
那些真正想“做蛋糕”的人，比如正儿八经的企业家、投资人，一看这架势，都傻了眼。我辛辛苦苦建个厂，技术、工人、市场，哪一环都得操碎了心，好不容易烤出个香喷喷的蛋糕，你上来二话不说，先切走一大半，连带着烤盘都想端走。换你你干吗？
不干了呗。
外资跑了，本土的实业家心也凉了，工厂一个个倒闭。大家发现，辛辛苦苦搞生产，不如削尖了脑袋去靠近权力，当个“分蛋糕”的帮手。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，就从“比谁更能创造”，变成了“比谁更会钻营”。
结果呢？制造业一落千丈，现在连个手机零件都得靠进口。国家经济靠什么撑着？靠菲佣往家里寄钱，靠搞点电话客服之类的外包服务。这就像那个富二代，家产败光了，只能靠打零工和变卖家里的老古董过日子。他嘴里念叨的，还是“想当年，我家可是……”。
可当年，回不去了。
镜头切到另一边，那个“穷小子”同学，广东。
六十年前，广东是真穷啊，人均GDP才七十多美元，搁现在不够吃顿像样点的西餐。大伙儿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唯一的念想，可能就是风调雨顺，多收三五斗。
后来，也来了个“狠人”。但这“狠人”不是一个人，是一套政策，叫“改革开放”。
这政策的核心逻辑，简单粗暴得可爱。它在南海边划了个圈，对那些穷怕了的人说：“来，你们自己折腾吧，别怕犯错。只要不越界，你们做出来的蛋糕，大部分都是你们自己的。”
你品品这话。
这简直就是给一群饿了很久的人，指了一条可以自己动手、丰衣足食的路。千千万万的年轻人，背着铺盖卷，坐着绿皮火车，就这么涌进了广东。他们图什么？不就是图一个“我做的蛋糕，我能吃饱”的朴素道理吗？
深圳那第一家玩具厂，一年赚了一百万。这个故事在当时，比任何红头文件都管用。它告诉所有人：在这儿，做蛋糕，真的能致富。
于是，一个又一个工厂建起来了，一条又一条生产线开动了。一开始，我们做的也是最简单的蛋糕，玩具、衣服、鞋子，技术含量不高，赚的是辛苦钱。但关键在哪儿呢？蛋糕虽然小，但我们在不停地做，而且越做越大，越做越熟练。
这个过程里，当然也有投机取巧“分蛋糕”的。但大环境的主旋律，始终是“做蛋糕”。政府的角色，从一个啥都管的“大家长”，慢慢变成了一个维护秩序、提供服务的“裁判员”和“后勤部长”。他要做的，是保证做蛋糕的人能安心做，别被那些只想分蛋糕的给搅和了。
你再看现在。当菲律宾的经济学家还在为百分之五点几的增长目标发愁时，广东在玩什么？机器人在流水线上挥舞手臂，无人机在天上编队飞行，新能源车排着队等着装船出海。广东的GDP，已经是菲律宾的四倍。
马尼拉的商场里，九成的电子产品，都印着“Made in China”，其中大部分来自珠三角。这个画面，简直就是这个六十年故事最浓缩的注脚。那个当年的“富二代”，现在成了“穷小子”最大的客户之一，而且还是贸易逆差，买得多，卖得少。
说到这儿，你可能要骂我了，说我这是在吹嘘。
真不是。我只是觉得这事儿背后，藏着一个特别朴素，又特别残酷的道理。
一个地方的“命”，或者说一个群体的“命”，它不在于你祖上有多富，也不在于你脚下这片地有多少矿。它在于，这个地方的游戏规则，是鼓励你去创造价值，还是鼓励你去掠夺价值。
菲律P宾的悲剧，不是马科斯一个人的悲剧。而是在于，他塑造了一套“掠夺比创造更划算”的体系。这个体系一旦形成，就像个巨大的漩涡，会把所有人的精力和才华都吸进去，用于内耗和分赃，而不是生产和建设。哪怕后来马科斯倒了，这个体系的惯性依然强大，想扭转，难于登天。
而广东的幸运，在于它在最一穷二白的时候，选择了那条最笨、也最踏实的路：鼓励创造。它用制度告诉每一个人，你的汗水不会白流，你的智慧能换来真金白银。这种确定性，是比任何口号都宝贵的信心，是吸引无数人前来“做蛋糕”的根本原因。
如今，故事还在继续。广东也面临自己的烦恼，产业要升级，蛋糕要做好看，还要做得更健康。而菲律宾呢，还在依赖侨汇和外包，努力维持着一个“分蛋糕”后遗症患者的体面。
六十年，弹指一挥间。两个“同龄人”，一个还在为明天吃什么发愁，靠着打零工和亲戚接济过活；另一个已经成了家里最能挣钱的顶梁柱，琢磨着怎么去星辰大海了。
你说，一个地方的“命”，到底攥在谁的手里？是伟人，是制度，还是每一个在里面扑腾的你我他？
这事儿挺有嚼头的，你怎么看？评论区碰碰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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